文昌《阴骘文》与梓潼民间美德

仇昌仲

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保德宏仁大帝、元皇大帝，民间奉为天上掌管文化教育的尊神。道教将民间信仰的“文昌”与四川地方大神“梓潼张亚子”合而为一，称文昌帝君即张亚子。亦说：“帝命掌文昌府及人间禄籍。”道教有《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文昌大洞仙经》等道经。其中民间流传最广的是文昌《阴骘文》。《阴骘文》以通俗的语言，阐发了道教的理想和追求，即建立一个公平、和平的世界，人人安居乐业，延年益寿，年无水旱之灾，人无伤病之忧。《阴骘文》浅显易懂，深为老百姓接受。数百年来，梓潼地区辈辈相传，留下了“民风淳朴”的美誉。笔者今就文昌《阴骘文》与梓潼传统美德的渊源，作一探讨。

梓潼阳戏是宣传《阴骘文》的形象载体

《混元圣纪》载：唐初普遍祭祀“玄元大帝”等道教所塑神像，其隆重程度颇类帝王之祭祀祖先。梓潼灵应祠供奉文昌，系道庙，早于唐初就开始了祭文昌的活动。这种设坛祭祀，祈福消灾的盛大仪式，总伴有傩舞的娱神娱人活动。原始的傩舞随着川剧因素的输入，加上梓潼地区性方土语音韵的糅合，酬神还愿、安神谢土等宗教内容的现实，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傩戏“梓潼阳戏”。

梓潼阳戏供奉的化主（戏神）是文昌。坛神供奉最高一层是孔子、老子、佛祖；中层是玄帝、观音、文昌；下层是川主、土主、药王。玄帝赏善罚恶，录记功过；观音济困扶危，普度众生；文昌掌管禄籍，登科入第。各司其职，成为人们寻求良好愿望，取得精神平衡的神灵。傩舞伴之杂耍，总是作为梓潼七曲山庙会、县城还神会、送神会的重要内容。

道光十八年（1838），梓潼县令周树棠重修县城文昌宫并扩大规模，召集士绅倡议，每年正月十二恭请七曲山文昌宫梓潼帝君下巡，扫除瘟疫，护佑百姓，正月十八送其归山。每年正月十二、十八这天，家家门前设香案，熏柏枝，设祭品，求文昌帝君保佑安康，驱不祥之气，人人健康，万事兴盛。迎送文昌的人们手执信香，四里八乡赶到县城北门外孝子碑接神。人山人海，口念祝词，跪拜不已。田坎地头、路口不下万人。最引人注目的是，文昌下山队伍中有40人组成的高脚大牌队伍。牌上红底金字，刻的文昌帝君《阴骘文》中的名言警句，如“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等，特别醒目。面对氤氲飞升的柏烟，悠扬悦耳的“洞经音乐”，鼓锣声喧的队伍，足之蹈之的傩舞……万人兴奋，杨善抑恶之声直冲霄汉。迎神队伍中点“七星灯”的汉子，则是活生生的劝善演示。他们裸露上身，七盏点燃的油灯分别挂于额头、胸部、背上，用特制挂钩，挂在皮肤上。其内容一是行孝，求文昌保佑父母病愈；二是禳灾，即做了亏心事，求文昌保佑消灾免难；三是悔过，不再作恶。这种形式既形象又实在，一般老百姓多不识字，对此庞大的直观游行宣传无疑喜闻乐山，欣于接受。文昌《阴骘文》理所当然地深入人心。这种活动每年正月都要进行，年复一年的宣教，使得妇孺皆知。加上梓潼阳戏班子活跃于各寺观、山乡、庭院，不断地将文昌《阴骘文》的教化思想传播开去，即祈求人们在六畜平安、五谷丰登的顺境中和睦相处。文昌《阴骘文》提倡的行善济贫、行教友爱、不凌弱、走正道、重生延寿思想，当地百姓认为为既是神（文昌）的旨意，又是一种实在的世俗导向，为人们称道，成为传统美德，在梓潼民工间代代流传，形成了乐善好施的民风民俗。

文昌祭祀与清代的义举

《县志》载：“大庙文昌帝君灵应祠，每年二月初三日致祭。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县朱廉，以梓邑帝君仙迹，丞尝不应有缺，捐奉钱七十五千文，于本城置买郭均仓铺一间招佃，岁收租银十二两，交衿士经理，永为秋祭之用。”于是，利用春秋二季庙会期间，祭祀文昌的活动达到高潮。祭典十分隆重。县令主持祭典，并将祭祀文昌作为主要政事之一，年年因循，就此也就肯定了民间祭祀。文昌庙会和崇拜文昌也就形成了制度化、规模化，且一年比一年完善。

初一早晨，各行各业首事及县乡官，由县令领衔，到大庙文昌正殿行礼，燃大香、大蜡。首事呼叫仪式，官员及士绅等，从正殿到御阶列为九排，以政治地位大小依次分排，县令站一排正中。先敬天、敬地，再敬文昌。唱赞词，读疏文，烧黄纸表章，读祭文。祭祀毕，善男信女方敬香跪拜。祭祀中虔诚颂扬文昌帝君忠国、孝家、益民和正直。要百姓仿效，和平相处，接受管辖，过太平生活。因文昌帝君掌管人间禄籍，遂通过祭祀活动，使读书人求文昌帝君朱笔高点，获取功名利禄，以笼络大批知识分子为其服务。

文昌《阴骘文》综合儒、释、道三家思想。从天命观出发，既有三纲五常、五伦八德，也有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这些内容既有迷信糟粕，其中也包涵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道德。文昌祭祀象催化剂，对当官为政者，在野士绅和老百姓对“善”意念的繁衍和做好事得好报心理的扩散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仅从清代的几件大型义举活动，就可见文昌《阴骘文》唤醒人善念所起的作用。

一、宏仁堰的建修。乾隆三十年（1765），罗江不第秀才王化隆拜了七曲宏仁帝君文昌，见潼江白白东流，岸无一亩稻田，发誓“要修堰，做善事”。乾隆三十一年（1766），王化隆总理工程，下派受水户收款监工，测算。户户挖渠，按亩摊费，差额由王化隆补贴。如《县志》所说：“功非一人而成，事非一岁而竟。”近千农民早出晚归，筑坝挖渠。乾隆三十五年夏末，特大洪水一冲，大坝工程毁于一旦。王化隆家资耗尽，双眼气瞎。农民感其恩德，轮流供养。死后，百姓又在连枝庙为其立神位，年年祭奠。夏炯作县令时又接修，后因选址不对，数年未成。乾隆三十八年朱廉为县令，命监生曾玉山、唐英等官民续修，移堰口老鸦洞，终于建成。潼江自流灌溉东西二坝万亩之田，造福梓潼人民，全因王化隆拜文昌一善念而成，于是取文昌宏仁帝君之号，名为“宏仁堰”。

二、徐凝绩修路。七曲山附近有一武秀才薛应第，见通往七曲山的蜀道，雨天泥泞不堪，便发善心，雇人抬石砌路。当时被刚上任的县令徐凝绩得知，报告上司，得到四川总督嘉奖。徐凝绩感到士民都向善，自己也要带头，便捐出俸银四百两作为修路倡导。一时士绅响应，百姓为此善举更不甘落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修路。仅一百二十多天，从演武到石牛一百多里路就修好了。路比较平坦，不再泥泞，不再尘土扑面，利于出入川的行人，故人称徐善路。

三、福阿昌修南河大桥。道光十六年（1836），福阿昌当县令，见潼江夏秋水涨，多日不能开渡，出入川商旅阻隔，交通不便，首先捐资提倡修桥，响应者风起云涌，出劳出力。有时工地上民工两三千人，百姓带粮出工，桥快修成时发大水，中间两洞忽然垮塌，福阿昌调走，周树棠继任县令又续修。边募捐边修，至道光二十三年竣工，七年共花银四万多两，梓潼百姓贡献最大。至今桥并行三辆汽车没问题，可谓先人善举，功垂千秋。

其他如咸丰五年乡绅王淑亭买田七十亩捐给书院，设义学；嘉庆三年魏城巡检付淑和在七曲山买店房三间作施茶舍，为行人憩息用；咸丰八年县教谕张益封买地捐施长岭义冢地等等，不一而足。清代上至县令下到士绅，《县志》所载义举频张，究其原因，除有顺民意的环境熏陶，因而对“一隅之利，一士之善，补斯土者，又宜何如援励耶？况梓潼为帝君过化之乡。”言之恳恳。梓潼之地，行一善举，百人响应，万人影从，积德风俗之形成，与《阴骘文》的教化之功是分不开的。

《阴骘文》的信条与群众性的慈善活动

梓潼乃文昌故里，文昌庙遍布乡村。《阴骘文》中“悯人之孤”、“救人之难”、“济人之急”、“容人之过”的格言到处悬挂，劝导人们“广行阴骘，天必赐汝以福”。于是人人争当好人，争做善事。炎夏，城内街上都有几家住户，门设茶水缸，上放木板，有碗、勺、茶水或茶叶所熬，或冬桑叶所熬，不收分文，供路人饮用，既清暑又解渴。山桠路口和乡村的这种施茶习俗，至今尚存。像这样自发的群众性慈善活动，如怜悯孤独，乐于修桥补路，捐助义渡等不胜枚举。民国初年梓潼几个大的慈善会社成立，也体现了梓潼人乐善好施的天性。

体仁十全会。建于民初，地址在东街帝王宫（现川剧团处），创办人郝墨华。赞助者多为家道殷实的读书人，并向群众募集部分资金。开展施医药，施茶水，施米粮，施寒衣（每年募些旧棉衣，施给乡村中贫苦无衣之人），开展义渡、修桥补路等慈善活动。项目多，规模大，影响也较大，绵延了几十年。

同济施医药社。继卜少岩施药社后，为卜辅周创办。他将自己行医所得置田50亩为基金，民国23年（1934）创办。请名医免费为贫病交困者诊病、拣药。40年梓潼霍乱流行，卜辅周处方熬大锅药让大家唱，免除病患。

施米舍。由郑姓和巨姓富户发起，向粮户募粮，向群众集资，每年年鉴关前，向无力过年的贫苦人发放粮食，每人一升两升不等。为防止转卖，大米中掺杂少许杂粮（10%左右）。该会有20亩田地为基础，加上乐善好施者不断捐助，延续20多年。

施粥会。遇有特大水旱灾，饥民多时，各乡粮户，城内囤粮富有商出粮，搭粥棚，煮大锅粥，供应饥民。尤其是“抗战”期间，流民入梓，为此做了大好事。

掩埋所。梓潼慈善会（即体仁十全会）所设。将各善士捐的火匣子，存放掩埋所帝主宫内。又将各地捐的木料，请木工做成火匣子存放起来。如遇买不起棺木之一家，给火匣子一副。如男女乞丐，无人收尸者，鳏寡孤独死了的，掩埋所的人就将尸体装入火匣子抬至东门外、北门外二处官山义冢葬。这种习俗一直沿袭到解放后六十年代。

《文昌本愿经》说：“行善，道随之；行恶，害随之也。”“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这种“善恶报应”的教义，显然是要人明白吉凶祸福为个人行为善恶所致。所以《阴骘文》中劝善规过，扬善止恶的思想最易渗透人心。加之历史局限，文化科学落后，大自然之迹不易破释，尽管《阴骘文》、《文昌帝君化书》、《文昌帝君孝经》、《清河内传》包含许多因果报应的迷信成分，人们不分皂白一古脑儿吸收，其情也就可原了。加之道家的“承负”、“报应”之说（即前人惹祸，后人遭殃；前人积德，后人享福）具有神的制约、规范作用，梓潼作为文昌帝乡，从上到下都处于积善者“其精神与天通，设欲侵害者，天即救之”（《太平经》卷九十二）的思想氛围之中，形成为善人尊敬，作恶人唾弃的淳朴民风。

优秀的传统文件，总经得住时间考验。千百年来，《阴骘文》对于梓潼民间美德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它是在文昌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一份较少封建迷信杂质的比较健康、积极的道德规范文献，应在宋元至民国的中华道德建设史上占有相应的地位。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与过去根本不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对包括《阴骘文》在内的文昌文化进行认真的研究，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将光大民族美德与灌输先进思想相结合，引导广大群众奋发向上，把民间美德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原载《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