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的梓潼七曲山文昌宫

刘 长 荣

一

 “古建艺术”是凝固的音乐，是时代文化历史的产物。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凡是保存下来的有代表性的古代建筑，东方有东方的风格，西方有西方的风格。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历史朝代，其建筑的艺术神奇，无不使人联想回味，思索和探求。梓潼七曲山文昌宫，是中国道教建筑之瑰宝，当代不少著名的建筑艺术大师、美学大师、考古学者如梁思成、王朝闻、王利器、冯其庸、高文、王家祐等叹为观止。原苏联科学院士李福清，日本史学家山根幸夫，新加坡汉学教授辜美高，都认为是中国近代传统优秀建筑的典型。

七曲山道教建筑并非始于“文昌宫”，也非始于张亚子寓居七曲山。在唐开元十四年前叫善板祠、雷神庙、灵应祠，虽皆为道教宫观，但供奉的是雷神、蛇神，当时祠庙是“孤蓬破版、结草为楼”的环堵溜室、为单体式的木构孤屋。东晋张亚子居七曲山灵应祠，“德善普施民受其惠”，“乡里崇祀”。唐玄宗幸蜀，自谓张亚子为其托梦吉祥，于天宝十四年（公元775年）封为左丞相，随后相继建庙。尔后封帝封王，扩建规模，似帝王宫观。唐末塌毁，宋元明清再建，遂为今日之文昌宫。

张亚子居道家山观，封为道教帝神（文昌帝君、梓潼神），其建筑风格和建筑环境必按道家规范进行。梓潼七曲山在中国西南雁门山脉的剑山尾峰，是天然的道观圣境。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思想，这两种思想经历三千年的历史长河，逐步形成各具特点的文化思想体系。在佛教传入后，又互相融摄，共同铸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所以道家思想（道教为其主要代表）既有“个性”，又有“共性”。

道家思想以《老子》作启蒙，后经葛玄、葛洪、寇谦之、王弼、傅奕、尹文操、《抱朴子》等的发展、规范，道家思想成为“系列整体”。

道家思想的主要模式，根据《道德经》四十二章、二十五章说：“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万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和规律。反复循环，蓬蓬生息，最后得到对立的统一，保持平静和安定。山川相生、高下相衬、前后相随，明暗相和的这种环境，为道家修身藏身之所。这种逃避现实、任情、放纵、安静的思想，成为“天人合一”的理论。主张一切顺应自然：“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道观当寄情山水，以隐逸、超脱世俗、远离繁都闹市为高尚。强调道观建筑与周围环境协调配合，以自然为主。试看在唐或唐以前，所称道教名山皆在山高水深，盘亘蜿蜒的峻岭幽谷之中。所谓真武祖师修炼的武当山，有七十二峰、二十四涧、三潭十一洞，其金殿、太和殿、紫宵宫、玉虚宫就深藏其中。河南嵩山是北魏道士寇谦之称的“小洞天”，其太室山、少室山就藏在“山势磅礴，峰峦峻拔”之中。“青城天下幽”是道教“第五洞天”，也是“背靠岷山千里雪，风寒不凋上清宫”。“第四小洞天”的西岳华山，亦以“奇拔峻秀”“怪石嶙峋”著称。而道教七曲山文昌宫更是“山峦七曲上峰顶，潼水九折下平津”，十万葱茏古萧柏，簇拥群峰；远观不见道，尽在青嶂中。前蜀王衍游此曾吟，“乔岩簇冷烟，幽遥上寒天。下瞰峨眉岭，上窥华岳颠；驰驱非取乐，按幸为游边。此去将登涉，歌楼路几千”。山连脉络，岗阜拱伏；冈峦或开或合；或收或放，幽深曲折，步移景异。行上五丁祠北行，林荫蔽天，时而传来丹桂飘香，时而听到清脆悦耳的呖呖鸟声，虽没有万花缭乱，却越显幽深雅致，你虽是宦场商战能手，也会使你感到“多情只是林中醉，心怯名利不愿归”。

七曲山文昌宫除与一般道家宫观藏于深山丛林之中，便于山居修道者“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养生悟道”的自然条件外，还有文昌帝君本身有“出世为了入世，入世先善出世”的特殊要求。他掌功名利禄，担负起选拔“经国利民”仕子的责任，故有开拓涉世精神，七曲山的自然环境，恰与这种精神有“天衣无缝”的协调和配合。七曲山是剑门山脉尾峰，由中原入川的丛山峻岭打通了道路，就在此处，尚留清咸丰年间梓潼县令张香海在五丁山送险亭一付楹联：“从此履险若夷，回头想鸟道羊肠，经多少阅历艰辛，才博得脚跟站稳；何必将人比路，摸心看岩巅谷锁，费如许奔波劳碌，却难教迹绝飞行”。从七曲山下山，到成都的地势豁然开朗，一望平川。因此七曲山居高临下，控峻岭而驱平原，能攻能守，能开能闭，先秦的张仪司马错占领七曲山而灭蜀王；西汉刘邦、蜀汉刘备由七曲山而破成都；大成王国的李特李雄，在七曲山派兵南下，宣布大成建国（七曲山有李雄读书台）；张献忠在七曲山敬立“家庙”（太庙），宣布七曲山为大西政权之帝乡，可见七曲山为千古王气灵都。清文学大师张问陶在七曲山慨然赋诗：“一泻平原千里阔，万马奔腾下汉州’有得七曲而扫天下的赞誉词。

七曲山还具有群山拱伏、名寺仰首的特殊地势。站在七曲山望水亭四望：北望可见剑门山缺，鹤鸣山峰；南观，可窥峨眉金顶、青城上清宫；西看：江油窦圈山、观雾山均在眼底；东俯：盐亭负载、三台云台山玄天宫历历可数。四环皆名山、周伏有道观。或则云雾朦胧，或则清秀如镜。四周环睹，古柏掩映，鸟声清彻，清静幽雅，有脱俗洗尘之感。 

二

七曲山文昌宫建筑，在遵道观法式基础上，有所创新。古人对道观建筑，曾有诗概括：“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白日苍街掩映，泉声鸟语交融，峰回路转见琳宫，冉冉妙香吹送。古树槎枒迸发；仙山楼阁崇隆，徘徊灵境仰高风，想像龙跷飞鞍。”从大体上对道观中的殿堂、馆、楼、阁、庑、亭、廊、观、房、台、院作了与自然环境的配合安排。必须法天、法地、法道、法自然，以“自然的规律为规律，以八卦的方位为方位。按照乾南、坤北、天南、地北方位定向，所以道教宫观中之建筑布局往往是以子午线为中轴，座北向南，两侧是日东（钟）月西（鼓），坎离对称。再向中轴线左右两侧的建筑群延伸，以应木、火、金、水、四正，加上中央土，五行俱全。“聚四方之气、通四方之道神”（全真道教还有十方丛林的建设）。大的道教宫观还有三清、四御、灵官、关帝等主要殿堂。就形成了道教神仙居住的宫观，与人间帝王居住的宫殿基本相似。梓潼七曲山文昌宫虽经元、明、清三代建成宫观群整体，大体遵循道观建筑理论和法式的布局；更有创新者，渗融南方园林式庭院、山庄、石室、花圈、晋柏栏、应梦阶及逶迤千米之外的望水亭。在望水石亭俯览千丈岩下的潼水，波澜起伏，湾洄曲折，水流林静，水碧林荫，烟波茫茫，翠柏层层，静心观赏，一洗尘虑，引人访道求仙的境地。

文昌宫内，古柏若盖，掩映了宫观楼阁，碧瓦琉璃、红墙朱垣，远远望去，不见庐山真面目，万米古建，微现“万绿丛中数点红”。高低翠柏，举步皆是，有的是殿前掩门，有的是殿中穿顶，有的是盘根起伏，处处是曲径通幽清凉路、漫漫石级又庭园。风洞楼侧石梯旁有“千年长寿柏”，时雨亭前的“天尊柏”，家庆堂侧的“张献忠柏”，其余有“孔明柏”、“张飞柏”、“忠孝柏”，有的三人可围，有的两人合抱。特别在桂香殿前四株等距并列的千年丹桂，虬枝凌空，连桠伞盖，中秋桂花开，香飘十里，闻之沁脾舒畅，是川陕独秀，国内珍稀。相传当年文昌学道，住桂香殿，种植丹桂，桂蕊酿成“丹桂酒”，代代继续酿制，文人学士，咸来品赏，无不赞赏，且有强筋延寿之功。故唐诗人李商隐有诗叙其事，有“下马捧椒浆，迎神白玉堂”名句。还在盘陀殿南侧，相传张亚子亲手所值之柏树，后人称之“晋柏”，沧海桑田，记载了文昌宫几度兴衰，由宋至清皆有文人题献赋诗“如佛子身不生不灭，同孔坛杏有干有年”。“两晋仙材留绝域，千秋乔木镇名山”。

文昌宫一万四千余平方米的殿堂楼阁，就这样与大自然的叠崖峻岭，香桂苍柏，青溪灵池，鸟语花香，融合成神仙境界。

七曲文昌宫尚存的23处殿堂廊庑，其布局结构与其他尚存的著名道观如湖北武夷山的金殿、紫霄宫，湖北武汉蛇山尾部的长春观，陕西秦岭中的楼台观及四川灌县的青羊宫等主要殿堂大体相同，七曲文昌宫除文革前和文革期中拆毁几处，多处健在。其中：元代建筑有盘陀殿、天尊殿，明代建筑有家庆堂、桂香殿、风洞楼、白特殿、关圣殿、八卦观象台、启圣宫、晋柏石栏、望水亭、瘟祖殿，清代建筑有正殿、百尺楼、灵官殿、三霄殿、应梦床、钟鼓楼，民国时期有时雨亭、五瘟殿、客院，解放后建有晋柏亭、观音堂等。

建筑布局，南北中轴线上设文昌正殿、桂香殿、天尊殿，三层由低至天尊殿高升台阶，每层十丈以上，以示道家主师的尊严和对其的崇敬。正殿两侧为钟鼓楼，以供世俗鸣钟击鼓，仰拜文昌。再左右伸延，谓之配殿左启圣、右关圣，两圣护卫，表示主宰人间的功利是非。按地势高低错落，风洞楼、讲经楼（已拆毁）在左，精思院、斋堂、药圃在右。其建筑方位参差不等，左右皆从环形或半月形，逐步登石梯而递进。这样，形成从正门以内，沿着纵轴线，一殿接一殿地纵向布置若干玲珑庭院，组成有层次有深度的空间，对学道人，赋予超凡性质的神话。七曲山文昌宫既有道家按八卦布局的一贯性，又有七曲山地势错综起落，与一般道观不同的建筑个性。文昌宫古建，还继承发扬了传统结构“高台榭、美堂殿”的手法，通过复杂的柱、梁、檩，拱结构工艺，实现“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的意境，从而形成立体空间的神仙庭园，有深幽莫测、朦胧无尽的意境。这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馨美构思特点：“山光识鸟性，罄影抛凡尘”。

文昌宫山门外二十四步之处过去有东西华表，华表正中为影壁，影壁可以起到藏风聚气和辟邪的作用，山门正中的檐顶有“帝乡”之匾，按道家解释为“文昌帝君悟道之所”。山门有三门（右门为关圣殿门，左门在民国时期已拆毁），三个门洞代表三界，只有进了山门，跳过了三界，方才算作出家主人。三洞门均有石狮，以表“驱诸怪，以镇禅林”，实际起到装饰作用。

文昌宫兴建有“七曲山庄”的楼阁式迎客之堂，关圣殿右侧也有食堂，住宿部、小卖部，以供游客社交、游览、食宿、娱乐等活动。

三 

文昌宫是文昌文化的发祥地，千年来文化向纵深发展，形成文化艺术具有博大精深的完美体系。有文昌洞经音乐、阳戏（文昌戏）、文昌年画、雕塑和哲学等（另有专文论述），而文昌宫本身就藏有名家诗文、题辞、联额、碑刻、雕塑、壁画、书法等千余件，具有强烈的宗教艺术感染力，是文昌宫珍贵的文化遗产，若详细介绍，非数十万字难以细表。今仅举数件，以概其余。

诗—文：

桂香殿石壁之“文昌帝君阴骘文”“文昌化书”，正殿之“文昌春秋祭祝文”“升入中祀告祭祝文”。（文略）

唐李商隐《张亚子庙诗》：“下马捧椒浆，迎神白玉堂。如何铁如意，独自与姚苌。”唐王铎《谒梓潼张亚子庙》：“圣唐圣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济顺名。夜雨龙抛三尺剑，春云凤入九重城。剑门喜气随雷动，玉垒韶光待贼平。惟报关东诸将相，柱天勋业赖阴兵”。清代严祖馨《甲戍春二丹谒文昌庙》：“绝顶拜文昌，山盘七曲长。桂风生石洞，松雨过藤床。孤峰晨僧出，一声清磬凉。春阴无限好，都在晓峰旁。”清代陈本植《雨后风洞楼远眺》：“层楼坐对绿荫浓，万古迷离古径通。入树鸟声惊唤雨，出山云气真凌空。岚光净洗千重翠，涧水新添一尺红。洞口人稀仙迹在，凭栏几度啸春风。”清代张香海《七曲睛岚》：“梓林潼水地钟灵，雨过睛岚满眼青。松桧千幢开画幅，峰峦七曲叠围屏。闲中屡着穿云屐，高处远瞻望水亭。四面烟云常缭绕，张星大洞有遗经”。关于七曲文昌宫（含五丁祠、郎当驿）诗词，作者汇集六十四首。

楹 联

“文革”前，各殿堂亭阁有百付楹联，以木雕和石雕镌写，有的雕在木牌上挂于殿门。“文革”中毁其大半，有的将木牌折断作语录牌，有的焚毁，有二十多付较大匾额，全部运走，做了桌椅板凳，令人惋惜。最使人怀念的，是名人书法如清代包弼臣、彭聚星、岳钟琪、皇室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屠用谦、朱帘、何昭然、桂梁材、刘国策、何绍基、赵彦、张香海、杨芳等，明代名人何光裕、戴鳌、金皋、高简等，民国时期林森、戴季陶、于右任、谢无量、张群的书法。文革后，现代人按被毁楹联的原来文辞补及。新题的有贺敬之、张爱萍、王鸿钧、周远廉、杨超、孙竹篱、童韵樵、钱来忠、冯其庸、高文、谭洛非、王纲、冯健吴、蔡竹虚、周庄、安居泊、谢志超、苏士澍、王承源、姚衡、张玮、谢汉杰、吴剑雄、黄宝泗、任有松、龚学渊、谢焕智、智光法师、海灯和尚、梁伯言、颜楷等六十余人，绝大多数是书法家，行草隶篆，琳琅满目，今择其数联供赏识：

正殿拜厅

七曲山，九曲水，古柏森森是圣地；

十年木，百年人，众生芸芸仰文昌。

正殿

越西溯渊源，俯化身文绎武纬

权隆隆甲第，操玉尺桂藉缨橱。

桂香殿

小住为佳，有数亩绿云—庭丹桂；

大观在上，看于门紫气万笏青山。

百尺楼联

风流数今朝，鳌头岂让魁星占；

德业垂后世，蟾桂何向文昌求。

应梦仙台联

仙去何方，大梦至今犹未醒；

神游未远，青山不老可重来。

关帝庙联

秉烛非避嫌，此夜心中惟有汉；

华容岂戴德，当年眼底已无曹。

张献忠文物资料陈列馆联

肇义米脂，兵会荥阳，倾覆明室、建业成都，一代英雄耀寰宇；

立庙梓潼，师集川北。抗击清军，献身西充，千秋功业照汗青。

送险亭联

步步知艰，夷可送，险亦可送；

头头是道，路放平，心乃放平。

陂去平来石坊联

步步小心，哪怕悬崖绝壁；

事事当审，休问覆雨翻云。

雕塑绘画

文昌宫正殿、桂香殿“有十尊明崇祯时期的生铁铸像。最大的文昌像高达一丈四尺，重约三十吨；其余神像面形丰满，体态匀称，彩饰全身；工艺精湛，毫无瑕疵，为川中所少见。”还有十二幅石雕、木雕的文昌行吟、求道、救苦难、讲经等，皆风度飘逸、比例恰当、线条流畅，有仙骨之风。现有留存的宋代五足鼎、空心铁铸高型花瓶。石碑二十多块。如《平白莲教碑》、《剿灭蓝大顺碑记》、《果亲王书法碑》等，均为当时统治者平剿农民起义的记述。

文昌壁画，文革前据传30多大幅。文革中刨去、粉刷、掀倒者大半。现仅存《向玄宗托梦》、《文昌回鸾》、《文昌文房四宝》、《二十四化真人像》、《三清教主画像》。余……均荡然无存。近人重补壁画大者为三米见方以上。

其他古代工艺品有文昌大桥、鸾架、小木工艺雕、“吉祥如意”、“福寿康宁”的小型工艺品，都是有一定意义的传统工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