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智 婉
梓潼七曲山为全国文昌祖庭,集“古蜀道、古皇柏、古建筑、古文化”为一体,是金牛蜀道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二千多年的悠悠岁月里,文昌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不仅包括文昌经诰、诗文、戏剧、音乐、医经、建筑、雕塑等,而且还有文昌绘画,其中文昌绘画又分为文昌木刻雕版画;壁画;以及文昌年画,文昌绘画还是山东潍坊年画和风筝画的起源呢。
作为文昌文化发祥地,梓潼即是儒家道家之圣地,更是木刻雕版印刷中心。历代帝王为借助张亚子一生教民向善、忠孝信义、广行阴骘之德行,维护其政权统治,纷纷为其封王加号,道家更是推波助澜,以文昌“降笔”名义集撰众多的《文昌经诰》、《文昌阴骘》、《文昌诗文》等,以木刻雕版印刷后广为宣传,促进佛、道、儒等宗教信仰,在封建社会特定条件下,人们采用木刻雕版印制文昌经书、插图、绘文昌画像、塑文昌泥塑、镌刻文昌雕像等多种形式以表达对文昌帝君张亚子的崇敬之情。
文昌绘画分为木刻雕版画、壁画、年画三大类。在明、清当为鼎盛时期。
文昌木刻雕版画
梓潼作为文化古郡,历代兴盛,其中,文昌木刻雕版及木刻雕版画曾盛行数百年。在南宋孝宗时已有道士以七曲山神君张亚子的庙祀活动为主体,用木刻雕版撰写印制《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文昌大洞真经》等,其中有幅署名“仁和弟子孙敬桐”的《文昌帝君》插图画:面容慈祥、笔调简约、富有神韵,构图十分讲究。
元朝文昌敕封为帝君后,影响迅速扩大,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文昌倡导的忠孝仁爱、广行阴骘的主张,在木刻雕版印刷经诰时,运用了大量的插图画,如《文昌阴骘像注》、《阴骘文图证》、《清河内传像注》、《文昌本传像注》、《文昌阴骘文图解》等书;仅《阴骘文像注》和《阴骘文图证》就有文昌系列插图280余幅,简直就是一本阐释阴骘文的连环画。
用木刻雕版刷印成书的文昌经诰,难以计数,其中亦有大量插图,如:《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大洞经序》、《大洞录》、《八圣斋》等,经书中有插图《文昌圣像》、《玉猫应》、《白马应》、《白鹿应》、《黄牛应》、《大鬼应》、《黑犬应》、《法新五虎应》、《怒击八人应》等,其刊刻者皆出自梓人。
另外,通过调查,并翻阅大量资料证实,《文昌三圣灵验经图注》中有21幅精美文昌木刻画插图;县政协文史专家刘长荣先生家中藏有文昌帝君图片数幅等,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梓潼木刻雕版技术先进,文昌木刻雕版画构图新颖,工艺精细,是文昌绘画中留传最广泛的部分。
文昌壁画
文昌壁画技艺精湛。据文献记载,梓潼境内传统绘画以民间工匠画为主,文人画次之。工匠画之作者俗称画匠,收徒传艺,历习相沿,境内画匠,精于水墨丹青各类技法,工笔写意兼容,而又以工笔见长,注重“描形写意,以形传神”,其绘事活动地点多以寺庙祠堂为主。
元、明、清时,七曲山以反映文昌帝君为题材的壁画颇多,当时七曲山盘陀殿有《文昌荣禄图》;桂香殿有《文昌下凡》、《文昌救苦》、《文昌除灾》、《文昌文房四宝》;县城玉液池有八幅《文昌出世》壁画,直到清道光年间, 民间仍有艺人绘《文昌得道救世图》、《文昌圣像图》、《阴骘文二十四图》等。
虽经岁月剥蚀,屡遭破坏,但至今在七曲山大庙仍保留有文昌壁画:桂香殿左侧仍有大型精美文昌壁画三幅;天尊殿残存有十分珍贵的《十二真仙图》壁画,文昌正殿文昌帝君座像后有大幅《墨龙图》;白特殿有文昌石刻画四幅;正殿侍从像两侧有文昌石刻画两幅;天尊殿左边配殿旁有文昌像残碑,此外,元阳宫有文昌石刻一幅;马鸣乡潘家沟潘家祠堂有文昌壁画三幅,双板乡有文昌壁画四幅……。
壁画最精彩的要数县城东南玛瑙寺壁画,玛瑙寺始建于宋代,正壁两侧有彩绘佛教故事壁画十幅,占墙面积约60m2,壁画线条使用齑粉和生漆,平面凸出有立体感,笔墨遒劲圆润、深浅有致、敷粉晕染简淡,风格稀疏,颇具吴道子“笔不周而意周”的妙趣,因而一直被传为吴道子所绘。
1964年国画大师龚学渊先生(原梓潼文化馆美术干部)前往玛瑙寺考察,在建筑物上发现其作者为“梓潼县城东关秦贵及徒八人绘”字样,可见梓潼画师秦贵等人的壁画技艺精湛。
民国时期,全县民间画匠仍有20余人,集中于县城、许州、重华、黎雅、石牛等地,其绘事活动地点仍以寺庙祠堂为主,为其门窗、梁柱制作装饰彩绘。总之,梓潼文昌壁画是以救苦救难、诊病赐药、科举及第、排解纠纷、传道化愚等行善保平安为主。有不少文昌壁画生动感人,不同于一般教义画“硬挤主题”、“形象一致”,而极赋灵感和丰富想象力。
文昌年画
元代时,梓潼木板刻印庄即遍布城乡,除为庙宇刻印经卷外,画匠、刻工们还大量刻印文昌年画。如《文昌加冠(官)进鹿(禄)图》、《连生贵子》、《披红状元》、《马上封侯》、《蟾宫折桂》等年画,其构图“工意并列”着重传神,画面圆润浑厚,层次分明,节奏有致。在市面行销,颇受县民及邻近州县民众喜爱,并广为流传。
梓潼文昌年画人物刻画均根据不同身份和主题要求进行变形夸张,强调“文胸、武肚、美女腰”,即所刻画的文官均突出夸张胸部,以示其韬略深厚和胸怀宽广;所刻武将,则凸肚缩肩,以表现其勇猛;而所刻美女之体,又溜肩细腰,表现出一派婀娜妩媚之姿。故有“武将无颈,美女无肩”之说,其用刀均继承明代刀法:点画浑厚、线条流畅、血肉丰满、骨法洞达。
明朝初年,七曲山文昌宫新建配殿关帝庙时,在大门上刻了四幅文昌帝君门画。左侧两幅门画,在文昌帝君身后皆有侍从擎着宫扇,头上蓝天白云,地上古树、花卉、溪流,两幅文昌门画构图各异,有一幅门画文昌身后有鹿顾盼。文昌身后的“游鹿”借其谐音隐喻“有禄”。右侧两幅文昌帝君十分威武,一幅文昌身后有侍从手托盘中梅花鹿,另一幅文昌身后有侍从手托盘中一顶官冠。手托盘中“鹿”叫“晋禄”;手托盘中“冠”叫“加冠”,两幅门面连接起来,就叫文昌帝君“加冠(官)晋禄”。清华大学教授郭黛妲参观大庙时考证鉴定:绘刻于明代的四幅文昌门画,线条工丽古朴、 画面圆润浑厚,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以禄神文昌帝君为题材的年画在全国流传很多,中国四大木板年画之一的绵竹年画距梓潼百余公里,据文物出版社辑录的86幅《绵竹年画》中,以迎禄为题材的就有34幅,“文武加官”中手托文武官帽,皆持如意(如意乃元始天尊赠文昌帝君之物),寓无论文武皆可加官进禄;在天津杨柳青博物馆收藏了一批题材为《文昌帝君阴骘文》的年画,创作于清代,共有18幅,每幅年画配文昌帝君阴骘文注疏,由杨柳青镇18位士人录写。因此,有学者把文昌故里梓潼木刻印制流行的多种年画叫“梓潼年画”,也有学者把以梓潼年画为根基的禄神年画称为“文昌年画”。
清中叶以后,文昌年画因画面单一,相对减弱了欣赏效应,因而清末至民国,梓潼的木刻画匠们被迫转向寺庙雕刻经书,或雕刻一些幽冥卷板,印制迷信品以适应民俗需要,单色年画成了附带品,民国以后,梓潼出现了石印业,雕版业也随之衰竭。
潍坊年画与梓潼渊源
数百年来,山东潍坊年画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天津杨柳青年画、绵竹年画为我国四大著名木板年画,而山东潍坊年画却是由四川梓潼的民间杨姓艺人在明洪武年间东迁山东后,在山东潍坊植根繁衍发展起来的。
据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志》载:“杨氏一族,原籍四川成都府梓潼县人,自前明洪武年间迁潍,居浞水西岸,隆庆六年因水患,复迁西埠。”碑文亦日:“潍东杨氏,原籍四川梓潼县人,自故明成化迁潍。卒葬村北,累世坟兆可稽。”宗谱和碑文道明了杨家埠祖先的来历。在公元1342—1371的近三十年间,梓潼发生过赵和尚起义和明·玉珍抗元等四次战争,梓潼杨氏一脉为避战乱由蜀道北上,辗转落户山东,同时也带去了梓潼木刻年画的精湛手艺。
经调查梓潼现有64个杨姓聚居区,分布在25个乡镇的64个村,均以杨家扁、杨家嘴、杨家湾等命名,县城中和街,城东杨家拐杨氏二族世居梓潼,直至清末杨氏尚开有书画铺,并经销年画,据考:县城中和街杨氏有一脉因战乱于明洪武年迁山东。
1985年和1988年,山东潍坊市寒亭区区志办副主编谭家政先生为编写杨家埠地方志,两次入川来梓进行座谈、考察,不仅带来了杨家埠的族谱、碑文,还带来88幅明、清《潍坊年画》古版样品。山东、梓潼两地研究地方文物、文史的同志,对照梓潼雕刻、绘画文物,大体从两个方面作了比较:一是整体方面,一致认为两者都是“工意并列”,着重传神,画面均有圆润浑厚的共同特点,两者都善于利用寓意、象征、夸张、变形等表现手法,使图象生动、感人;二是对具体实物的比较,把潍坊年画与七曲山关帝庙文昌门画、文昌壁画、文昌经诰中的木刻雕版画进行细致的对比考证,进一步证明其许多相同相似之处:潍坊年画所刻的龙凤、麒麟、彩云、花草与七曲山文昌门画中景致构图完全一致;明朝时潍坊年画中文武将《魏延》、《马岱》身穿铠甲胸前虎头护心镜,与元朝张勤的《文昌大洞仙经》中的木刻文昌帝君坐像胸前的蟒袍龙头护心镜,很象是出自一人之手;潍坊年画“狮子把狗”中的狗,与七曲山大庙门前的“狻猊”形态完全一致……。
以上考证说明,潍坊年画与文昌年画有血脉渊源,它师承和吸纳了文昌木刻雕版画、文昌壁画、文昌年画等文昌绘画精华,经过自己的创新发展,才有了享誉“中国四大木刻年画”的称号,由年画又开发出世界注目的潍坊风筝,现在潍坊杨家埠的杨姓画坊多达103个,成为中国民间年画艺术的重要产地之一。梓潼本家杨姓的骄人成绩实在令人叹服,梓潼与潍坊杨家埠村杨姓,是一体同心有不可分割的血脉渊源。
梓潼要向现代化农业、经济旅游强县跨越,更应向文化强县跨越,积极投入精力、物力挖掘和开发有梓潼特色的文昌年画,因为文昌年画有其它地区或其它类型画不可替代的主题特征,积极引进吸纳与文昌绘画有血缘关系的潍坊年画和风筝参与让其回归故里,促进梓潼经济文化旅游事业有新的更大的发展。
(原载《四川文物》一九九七年三期)